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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4月25日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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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系主任吴雪萍说,以往“分批次录取”,职业院校都是最后一批,上职校的学生难免产生自卑感,高职院校也招不到好生源。高职提前招生,把选择权交到学生手中,有助于高职院校挑选更适合的人才,并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为了挣钱而丧失自由似乎违背了“自由教师”的初衷。只有为了自己的理想,专心自己的专业,在坚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基础上,才会有好的收入,也才是“自由教师”的理想状态。

    第三、见义勇为要建立在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之上。高中生大多是未成年人,这方面的能力还很欠缺,所以我们应该引导他们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去实施道德义举。现在把这一行为放大到高考独木桥上,难免有人会以身涉险甚至献出宝贵生命,出现我们不愿看到的结果。

    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的一位教研员认为,教师资格证侧重考核的是专业知识。至于师德方面是否过硬,无法凭一纸证书判断。对教师全方位考量,应采取多种考核方法。如果现阶段无法在教师资格考试中加入教师心理测试,也要在面试过程中通过问卷、提问等方式来考察。因为如果一个人在性格特点、心理素质、事业态度方面不适合当教师,有再过硬的专业技能也无用。有不少地区在招聘教师过程中,由当地教委进行统招,然后直接将新教师分配到幼儿园与中小学。这种准入机制是有所欠缺的,因为一个人的师德、性格、与学校匹配度等软实力的考核,需要具体学校具体把关。在教师招聘中,给予学校一些自主权很有必要,至少学校也要成为教师公招环节的把关人。

    可见,高校教师维权正悄然地经历着三大变化:首先是从过去的“羞羞答答”过渡到敢于言说,由以往的顾忌脸面走向敢于维权;其次是由起初“利益相关者”的集体维权(能减弱紧张感及事后担责的危机感)到个体“人单势弱”的个人维权现象的出现;最后是维权方式从传统的拉横幅、写通告、举牌之后被媒体报道,到个人“反映无果”之后直接诉诸于互联网为大众所知。这些变化一定程度上表明高校教师的维权意识逐步开始觉醒。

  教育部即将启动新一轮高校审核评估。上轮评估因“造假”“扰民”“形式主义”等问题而频受指摘,被认为“无益于高校质量提升,反而成了沉重的‘负担’”

    在制定面向农村的高等师范院校招生政策时,应考虑“定向培养”的作用

    这次改革中英语单科的改革力度最大。改革前,英语科目总分数减少的呼声最高,但政策出台后,英语单科分数非但没减,还将口语听力与笔试分离。听力一年两考,取最高成绩计入高考总分。

    曲晓光呼吁,在预防教育领域,鉴于毒品问题已成重要的青年问题,青年组织应该站出来,走到第一线,特别是应关注那些容易沾染毒品的边缘青少年群体身边,对他们进行帮助。 

    但我觉得,你的孩子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就已经是个优秀的人了。

    在中等专业学校招生上,2014年,首都铁路卫生学校与首都医科大学开展护理实验班“3+3+2”贯通培养,在京招生70人。今年,这种方式将继续延续。同时增加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开展轨道交通专业“3+2+2”贯通培养,招生计划120人。

    对此,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著名中高考专家、题型研究专家、人人学教育创始人贾岳临,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具体的15大变化:

    误区九:展示就是说答案

    自出现高考加分的尝试以来,社会上最为忧虑的问题就是,能否通过法律建设和制度完善,以保证任何高考改革的尝试都能按照正确的轨迹发展,而不至走入歧途。为此,教育部在2014年提出的高考改革方案以及相关原则中,特别强调制度规范的作用,并明确要严厉打击在高考中的弄虚作假行为。

    其实这个难度系数是为中考的选拔功能服务的、为高中选拔学生服务的。这就像一个“坑”,学校上下会为了这10%~20%的好学生努力。但是要知道,无论学生如何复习,总有80%~90%的学生是拿不到这道题的分数的。这种情况下,那90%一定会成为10%的陪练。

    孙云晓还在其博客中提出,科学课程需要综合性教师,要抓好教师职前教育和职后培养,职前教育侧重基础教育理论的教学和教学基本技能的训练,以及形成对科学的理解和探究能力,职后培养侧重于实践问题的研究和理论的提高。国家应鼓励更多的师范院校及综合性大学开设科学教育专业;同时加强对现任科学教师的在职培训,开展校本教研、完善培训模式,鼓励教师不断更新科学技术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并为其提供相应的资源及奖励。建立小学、中学和大学教师交流的网络,鼓励不同层次的教师之间的交流,分享需求及实践经验。

    艺术与科学的结合,艺术与高科技的嫁接,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在创意时代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不仅应该成为教育事业、人才培养的指导原则,也应成为一切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指导原则。在如今的创意时代,要从战略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为了实现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加强美育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了。

    就拿那句“与主席总理称兄道弟”来说,上百年来,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名校培养了无数学生,成功者固然不少,但毕竟普通人居多,碌碌无为者也不在少数。反过来,出自普通院校甚至没进过大学,最后通过努力取得成功者,也绝不鲜见,近些年风光无限的马云、莫言等就是典型。能考进名校当然好,但进不了名校甚至考不上大学,人生也有其他选择,不必吊死在一棵树上。至于“同大家巨匠论道谈经”的说法,更是离题太远。在当前的大环境下,学生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题海之中,很多人综合素质有所不足,缺乏充分的学养与见识,哪来与大师“论道谈经”的底气和基础?

    或者,就是一窝蜂随大流,去追求大家都认为最好的哈佛、耶鲁或者北大、清华。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哈佛耶鲁好、北大清华好”时,他们也说不上来。

    只有提高质量才能推动均衡发展。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归根结底是质量的相对均衡。而学校的差距主要是教育质量的差距。目前采取了学区制、集团化等方式从体制上扩大了优质资源的覆盖面,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作用,但是如果不全面提高所有学校的教育质量,同一学区内、同一集团内的学校,仍然会存在较大差距。冠以优质学校名称或其光环并不一定就是优质学校,均衡发展不是降低水平以求均衡,更不是稀释原有优质教育资源,其根本途径在于切实提高所有学校的教育质量。择校热源于家长对心目中高质量学校的追求,即使以严格划定就近入学范围和条件等规定从制度上保证择校问题的缓解,如果质量上不去,仍然难以让群众真正满意。

    作为过来人,我们都能理解高考被赋予的内涵。在多数人的认知里,这场考试如“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般激烈,有着“一考定终身”的魔力。平心而论,这话放在20年前也许没错,毕竟当时高校录取率很低,一旦考上大学,人生就此改变。但时至今日,这想法恐怕脱离现实。先说录取率,今年942万高考考生中,将有700万人最终进入大学,比例高达74.3%。上大学不再是“挤独木桥”,而是走立交桥。再说就业率,2013年全国大学毕业生达699万,被一些人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而这一数字在2014年飙至727万,引人感叹“没有最难,只有更难”。对比鲜明的是,不少拥有一技之长的高职毕业生,供不应求、颇为抢手。事实证明,一纸文凭不再定终身,“孙山”之外还有路,且条条大路通罗马。

    获选理由:推进管办评分离,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是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全面推进依法治教的必然要求。但如何构建政府、学校、社会的新型关系、如何将教育管办评分离从纸上蓝图变为现实等问题还需进行深入探讨。

   随着高考日期的临近,一种紧张备考的气氛开始浓郁起来:学校门口拉起了横幅,给孩子送补品的家长多了起来,往日喧闹的城市工地转入“静音模式”,摇摆的广场舞降低了音量,不少家长专门请假在家陪孩子备考。

    6.该册教材彩色本(2013年3月第2版)除上述更正外,另有:P105注释第3行,“佳,好、美”应为“嘉,好、美”。

    除了语文、数学、外语的其他科目,按照方案,可能不计入投档分,而只是看测试等级。有人会说,大学可根据不同专业提出不同的学科与等级要求,可问题是,在目前的按计划集中录取规则之下,如何做到这一点?如果继续保留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英语社会化改革、一年多次考、其他科目计等级,都很难起到改革的实际效果,而会滋生出新的更复杂的问题来。学生的压力、焦虑非但不能减轻,反而会增加。

    家长有义务。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首先,父母或监护人要依法送孩子入学。其次,家长对孩子的影响更多是言传身教,所以家长有注意自己言行的义务。第三,家长应当了解儿童成长规律,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掌握必要的教育知识,开展适合孩子特点的家庭教育。第四,父母和监护人要履行好监护义务,父母不应该让儿童独自留守。

    永远是“轰轰烈烈素质教育,扎扎实实应试教育”。为什么“轰轰烈烈素质教育”,行政命令给逼的;为什么“扎扎实实应试教育”?现实给逼的。

    他表示,我国应尽快将小学科学课列为核心课程,提高小学科学教育的地位,从课时、师资配备、课程资源等多方面予以保障;并出台科学课程的总体规划和国家标准,保障小学、初中、高中各学科间的有序衔接与发展。

    朱敏才曾是一名外交官,妻子孙丽娜曾是一名高级教师,退休后两人没有选择安逸的日子,而是奔赴贵州偏远山区支教。9年来,他们的足迹遍布贵州的望谟县、兴义市尖山苗寨、贵阳市孟关等地。2010年两夫妇扎根遵义县龙坪镇,继续他们的支教生涯。

    在选择专业时,志愿指导专家经常鼓励考生结合自己的兴趣去选择,但有些考生却表示自己按兴趣选了专业,结果并不满意,不只专业没有学好,最后兴趣也没了。这种现象为考生和家长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识别自己的兴趣?不少高中生在兴趣识别时往往认为高中时成绩比较好的科目就是兴趣所在,但高中时学习的科目对应的往往是大学里基础学科的专业,感觉上也比较宏观。

    对于文言文翻译器的态度,网友和专家褒贬不一。“90后”网友小周对此很是推崇。他说:“尽管文言文是汉语言精华,但现代的人们不可能整天用文言文交流。随着社会的信息化,采用翻译器的方式来传播和继承文言文是挺好的事情。”

    目前,邱汛在北京从事有关金融投资方面的工作。

    什么样的大学才当得起“世界一流”?不同的人、不同的学校有着各自的答案,但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一句名言被一致认同——“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流大学光有过硬的硬件还不够,还得有优秀的人才、深厚的文化、高尚的品质。“软实力”才是决定大学高度的关键。

    细节四:英语口试

    采用“学校+专业”的方式,学生首先被学校录取,最终可能进入的不是自己选中的专业,而采用“专业+学校”的方式后,某个专业对应的可能不是一 所学校而是多所高校,这样在高校录取中将会探索出一条“一档多投”“多次选择”的投档模式,将加强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机会。

    我碰到一个国家领导人,他说了一个故事,他说见一个以色列的外交部代表团,发现里面有一个年轻人,华人的脸,跟他聊天,你是不是中国人?他说是,原来哪个学校毕业的?他说我是江西什么什么大学,李源潮跟我说的。李源潮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有这么一所大学,肯定是三本啊,大专啊,在国内完全无名的,但李源潮说,你看这个人到了以色列,现在可以成为外交部的高级专员。

    农村学生上重点大学难题如何解?

    根据国务院公布的《意见》,北京市并未被列入首批高考改革试点城市之中,而北京市教委也曾回应北京会按教育部总体部署,结合实际情况适时出台改革实施方案。

    还有些高考作文题的题意不清,缺少必要的规定性。如山东卷题目是乡间有谚语:“丝瓜藤,肉豆须,分不清。”意思是丝瓜的藤蔓与肉豆的茎须一旦纠缠在一起,是很难分辨的。有个小孩想分辨两者的不同,结果把自家庭院里丝瓜和肉豆纠结错综的茎叶都扯断了。父亲看了好笑,就说:“种它们是用来吃的,不是用来分辨的呀!你只要照顾它们长大,摘下瓜和豆来吃就好了。”要求考生根据这则材料来自拟题写作。这道题的毛病是缺少必要的规定性,是提示从生活看结果,还是说探究也需要分类?无论哪个角度都有些牵强,让人无从下手。这是命题的忌讳。

    为了我们的孩子未来能够有高质量的生活、能够生活得更加幸福,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绝不仅仅就是数学,绝不仅仅就是考大学。

    放眼古今中外,抒发思乡之情的诗文千千万。笔者个人感受,唯有用古老的文言,才能唱出如此回肠荡气、触动炎黄子孙灵魂深处隐痛的绝唱。

    “两个月从学渣到学霸的蜕变”、“一对一培优,全面提高成绩”、“名校教授为你私人订制”、“暑假不学习,落后一大截”、“多轮课程滚动开班,孩子随到随学”,在武汉市江汉路附近,有不少人在派发培训机构的招生广告。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教育培训机构宣传不实、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乱象十分突出。

    以政府课题为科研资源主要配置方式、以论文发表为科研能力主要评价标准,表面上看来,乃是学术研究之外在的、程序性的问题。然而,实际上,前者是以权力规制科研方向、界定科研范围,后者是以利益引导科研方向、框定科研目标,前者关乎政治,后者关乎商业,他们深刻地影响乃至制约着学术研究活动。

    “君心可晴”:当前,语文教育被空前重视,可我常常感到个人能力有限,究竟如何通过语文教学促进学生的终身发展?应该从哪里开始突破? 

    张女士觉得自己儿子在未来的“新高考”中会“吃亏”,“他的物理、化学很出彩,以前选一门课,值150分,拔尖儿的孩子很容易和别人拉开差距,但现在,不行了。”她分析说,就算儿子三门等级课全拿了A+,也只比其他得A等的孩子高出最多9分而已,而语文、数学、外语拔尖儿的孩子,一门课一下子就能跟别人拉开十几、二十几分的差距。

    在每年的招生季,各高校的招生宣传人员都会奔赴各地向考生和家长介绍、宣传和推荐自己的高校,这种宣传有时就像是在推销一件商品,有的宣传可能会给人一种不真实感,甚至像是在忽悠。面对这种情况,有的考生和家长会选择无视,只按照自己的判断去选择。那么,面对招办老师的“忽悠”到底要不要听?答案是肯定的,只是关键在于不仅要听,更要有针对地听。

    (记者廖靖文、王鹤、何瑞琪、刘幸)

    一、好的作文题首先要有较高的检测信度、效度

    考试腐败当然不仅仅限于高考。近些年,各类大大小小的资格考试,几乎是无一能够幸免,都出过事儿。如此残酷现实大体反映了当今的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准,也说明了我们的考试制度还有不少问题和漏洞。

    一纸“就近入学”的新政,让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四年级学生家长王女士再不用纠结于“近”与“好”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