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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4月25日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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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如此,在现有教育体制下,高校学费上涨确实是家长、学生不得不接受的痛,但这不意味着高校办学成本以及学费就没有下降的空间。完全可以通过改革教育体系来降低成本和学费。由此,也有评论者认为若把初中高中学制缩短两年,让学生16岁进大学,20岁大学毕业,很多学习可以放到工作中去学。那么,对于中学的知识完全不需要学习6年,学生的很多时间其实是在为高考做重复训练,大学其实也不需要学习那么多时间了都。

    历史和地理两个学科选考模块均有删减。高中历史教研员楼卫琴称,现行考试大纲规定的6个选考模块分别为“历史上的重大改革”“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中外历史人物评说”“探索历史的奥秘”和“世界文化遗产荟萃”。修订后的考试大纲删去了模块2、5、6,而中山此前的选作模块是1和4,因此不会影响备考。地理科目则删去“自然灾害与防治”模块,考生从“旅游地理”和“环境保护”模块中任选1个模块作答。

    容祖儿说,她小时候其实非常调皮,不喜欢洋娃娃,还喜欢在雨天和弟弟一起踩水坑,看雨水溅在行人身上的狼狈样。但妈妈告诉她,做事要时时考虑别人的感受。“虽然这都是小事,但妈妈教我的这些礼貌的小习惯让我一直很受益,我觉得这就是点点滴滴的‘家风’。”

    把课堂交给孩子来经营记者:您提到苏联凯洛夫的教学法,在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方面有不足。那么,“助学法”是如何挖掘学生的创造力的呢?

    ——全国政协委员顾也力

    对毛泽东教育思想进行理性解析,可以看出:对教育政治功能的过度强调和夸大是其贯彻始终的重要特征。但作为听取过杜威演讲、在五四文化中成长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教育思想显然还包括许多具有认识价值的内容,例如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批判和改造,以及对教育公平的重视、反对城市中心的教育、重视扩大劳动人民子弟的教育机会,等等。“文革”时期追求教育公平的实践包括以下一些主要的方面:

    不到一周,2015年高考(课程)的成绩就要出炉。每年,各省的文理“第一名”都备受关注,他们的学习经验被学弟学妹们传播,他们的成长经历被众人称颂。每一年的“第一名”光环环绕,站在聚光灯的中心,身上是所有人艳羡的目光,所有行为被无限放大。

    他表示,我国应尽快将小学科学课列为核心课程,提高小学科学教育的地位,从课时、师资配备、课程资源等多方面予以保障;并出台科学课程的总体规划和国家标准,保障小学、初中、高中各学科间的有序衔接与发展。

    外国的儿童文学呢?《汤姆?索亚历险记》《安徒生童话》《海底两万里》,“翻译作品总归和原作隔了一层。”

    政府尤其是高层级政府应该履行自己所承担的责任,在我国更应如此。该管的须管好,不该管的坚决“放权”,是政府教育行政职能转变的基本要求。政府应当成为教育体系的构建者、教育条件的保障者、教育服务的提供者、教育公平的维护者、教育标准的制定者和教育质量的监管者。

    可是,很多父母可能从来没有问过,更没有想过“什么是最好的学校?”“什么是最好的教育?”。

    “读书改变命运”的教育目的不变,“读书无用论”也就不会绝迹。因为在这样的目的下,如果改变了命运那就是有用,否则就是无用。如果实现了由“改变命运”向“改变人本身”的转变,社会上的人都已经是通过读书而改变了自身的读书人,谁还会说“读书无用”呢?

    有人抱怨微博存在大量负能量,并将其归咎于一些有影响力的微博大号。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更多的时候,则在于被批评者本身。在应对批评浪潮时,涉嫌违规执法者如果否认基本事实,以各种谎言加以搪塞,那么就会引发公众的集体质疑。若公众批评不能推进工作的改进,就会令管理者的诚信、公共形象危机加重,而在我看来,这才是危险的“负能量”。因此,面对网络意见,政府或涉事者不要埋怨网络和百姓,要学会自我反省和检讨。如果弄不清这个因果逻辑,就不会有良好的网络生态。

    明确“自由教师”的教师身份,关键在于理顺对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管理体系。如果能理顺对民办教育的管理体系,那么“自由教师”的身份问题,也能得到解决。

    信息发布的第二个要求是准确。如果业内人士所发布的信息是准确的,那么就不应当存在媒体“误读”的情形,除非媒体故意要“误读”——虽然有时候媒体为了吸引眼球也会成为“标题党”,不过这几次好像表现得没那么不专业,至少是转述了业内人士的原话;反之,如果业内人士所发布的消息是不准确的,那么当初他(她)就不应当去发布。

   一年一度的高考(课程)又要到了,围绕高考的话题肯定将多起来。

    可是,两年后的一天,正当他全力以赴深入做研究而且已经有出色成果的时候,张三找我私聊,说他在考虑是否退学回国去做PE投资基金,因为他父母好友愿意出资5000万美元由他去负责管理,机会难得。

    综合素质评价评什么?

    首先,学校有制定校规的权利,但绝非不受约束。我国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可以按照章程自主管理。”这一规定明确了学校有制定校规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利。但学校校规必须遵循合法性原则,并以达到更好的教育目的为出发点。景谷一中的校规过于严苛,不仅无法达到教育管理的目的,反而会因剥夺部分学生权益而遭到反感和抵触,教育主管部门应介入纠偏。

    有的孩子四五岁需要喂饭,不是孩子自己不能吃饭,而是家长过于溺爱孩子,导致孩子养成了坏习惯。按照国内外的研究,孩子1岁以后就可以自己吃饭,即使吃的满桌满脸都是,那也没有关系,关键是孩子可以自己吃饭了。

    南京理工大学动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宗平教授认为,这表明,一是我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确实到了十分危险的境地,因为较多地区的体育中考政策连“国家标准”都不能贯彻,二是部分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仍然不能把体育与其他学科一视同仁,“一些城市为什么对体育考试的要求放得这么低?这些城市对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等所谓的主课,绝不可能有这么低的要求。”

    消费教育

    令他印象最深的是2009年的作文题“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这道作文题给不同层次的学生发挥空间,有的学生谈追求梦想的经历,有的写自己努力学习感受到的快乐,有的写自己的爱好等等。当年,张宏平所带的班级里一名学生语文考了139分,作文接近满分,成为朝阳区的语文单科状元。

    当然,相关方面在常态性做好排查整治工作,发布“白名单”的同时,亦应定期发布官方版本的“李鬼大学”黑名单,让这些恶劣的诈骗学生的骗子及其机构无所遁形,也让家长、学生们能够据此擦亮双眼不再受骗。而具体到黄埔大学事件、合作办学骗招事件,相关方面应该用公正、透明的彻查回应期待,而不应该继续遮遮掩掩、消极作为——毫不手软的惩戒,亦能起到让“李鬼”们收手的警示效应。

    为了给孩子治病,他们走过了很多地方,但医生的结论始终让他们失望。很多人劝陶艳波把孩子送到聋哑学校,但是陶艳波没有放弃。为了儿子,她专门从老家黑龙江到北京去学习唇语,然后一点点地教儿子说话、识字。陶艳波坚持让儿子上正常学校,为此她做出了一个难以让人理解的决定:辞职陪着孩子一起上学。就这样,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母子二人一起学习。陶艳波就是儿子的耳朵,就是儿子的向导。杨乃彬的老师、同学也都为这对母子提供了最好的条件。经过不断练习,杨乃彬也能比较正常地和人交流。

    仲广群:这些年,我们一直执用的是前苏联凯洛夫的教学模式。这一教学模式采用复习、新授、巩固、练习等步骤,小步前行,课堂表现为快节奏、大容量,教师可以把需要教学的知识用结构化的方式组织起来,高效地灌输给学生。但是,由于忽视了对“学”的研究,轻视了数学活动经验的积累,怠慢了数学思想、数学文化的熏陶,学生学到的往往是“专深的”“冷冰冰的”“枯燥的”数学知识,而不能激发起好奇心,不能培养起良好的数学情感,更不能培养起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我希望我们的教学对此有所改变。

    也有不少业内人士说我们的学校是“勺子长、铲子短”,这其实在讽刺以“选拔”和“分层”为特点的教育,使学校“掐尖儿”的能力越来越强,而对学生进行加工的能力却被弱化了。

    [袁贵仁]:

    高考模式保持不变

    当前,全国各地在推进过程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但也一直伴着各种质疑与争论。所有的改革都关系到利益的调整与观念的更新,因此也必然伴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听取不同意见,权衡各种利弊,择善而从,这是教育行政的应然之义。所有的改革都意味着探索与逐步完善,因此失误也在所难免。不断在实践中反思并长善救失,这是有效行政的必然途径。(作者系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

    但是凡事有利就有弊,他认为走班制也不例外。比如走班制虽然满足了学生的兴趣,给了学生以更自由的空间,但难免就会疏于对学生纪律上的要求。对于正处于青春期的学生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

    经典夜读小组成立后,有新成员加入,也有不少人“艰难”地退出。一个学生在给曹勇军的《退出经典夜读小组申请书》里写着,“这些天我经历复杂的思想斗争。斗争围绕‘我是否学有余力’展开。虽不愿意承认,但我确实不是学习轻松的学生,如果我继续维持这种状态,很可能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理念的更新之外,更需要标本兼治的举措。教育主管部门需要进一步优化现阶段以应试教育为中心的人才选拔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教育改革的部署,提出要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都可谓治本之举。

    最后,需要加大对加分造假的惩处力度。今年考试季出现的加分造假事件不能成为烂尾新闻。发生在本溪一中的体育特长生集体造假事件,由于校长的孩子也参与其中,应对校长进行党纪政纪处分,取消本溪一中的示范性高中称号和各种待遇。对于已声明放弃加分的学生,应作为个人诚信记录在档案中加以明确记载;对于没有“自首”的造假学生,要继续复查,发现后从严惩处。

    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60多年,高等教育规模已居世界第一,为什么高校基本上还处于“无章程”状态?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高校事实上是政府的下属机构,被纳入参照国家行政机构等级权力模式建立的严格的科层式治理结构,政府控制着学校教学、科研、财务、后勤等所有方面,按照层级拨付进行资源分配;政府集举办者、管理者、办学者为一体,权力过于集中、统得过多、管得过严,高校处于一种非自主的地位。也就是说,高校的发展不是由自己而是由政府主导和决定的,高校无需也不能对自己的组织体系、组织行为作出设计和规定,高校章程失去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发展自主权的不足必然导致自主发展能力的不足,这种整体“自主性”的缺失,是我国高校“无章程”状态的根本原因。

    中国高考已成为欧洲研究中国的窗口。德国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网站6日刊发题为“高考2015年:中国的考试地狱——在改革与传统之间重新思考的第一个迹象”的调研文章,其中提到的“传统”之处有:高考仍遭到部分人诟病;学生和家长抱怨压力大;来自贫困地区,特别是农村学生仍处弱势;大城市的学生更容易获得就读一流大学的机会;而取得顶尖大学“入场券”的学生毕业时进入公务员(课程)行列或大企业的机会多。“改革”之处有:改革的既定目标是减少学生压力,以及更加公平;中国教育系统重新思考试点方案,包括英语(课程)等科目比重的重新设置;高考表现欠佳的学生也有了更多选择,如进入职业高等院校,或私立及国际院校。

    节日文化还具有消弭隔阂、淡化纷争,增加家庭和社会和谐的功能。我们常常遇到这样一种情景:节日里街头人们偶尔发生冲突,自己或者他人一句“大过年的,算了算了”,基本就可止息纷争。我们没有做过专门的调研,但是从自己和朋友们的感觉来看,节日里的暴力事件一定少于平常日子。所以说,看似普通的节日承载着相当多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大而言之,可能成为“爱国”、“和谐”、“文明”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源流的构成元素。

    须第一时间回应社会关切

    为什么这些非公有制教育机构不是真正的私立教育机构呢?目前,中国的非公有制教育机构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自互联网普及以来,各路调查机构借助网络技术提供的便利,尤其是低廉成本,不厌其烦地推出各种“调查报告”,初看数据往往极具震撼力,细看则毫无章法可言,毛病一大堆,白白辜负了调查机构大得吓死人的名头。所谓“重大发现”,往往不是形同常识,等于什么也没讲;就是故弄玄虚,纯属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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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大学,几乎没有一个不说自己是以学生为中心、全面育人的。但这个口号已喊了几十年,还在不断重复,其实是因为没做到或者做好!

    不少教育界人士都表示“学校要关注学生的现实快乐”。什么是“现实快乐”?很多人将其理解为要减轻课业负担,实施素质教育,这是很不全面的理解甚至是曲解。学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是学习没有障碍并愉快地获得新知。学生的现实快乐的重要源头是学习轻松,且主要是心理轻松。心理轻松源于学得会、喜欢学,并不简单取决于投入时间之多寡。关注学生的现实快乐,除了减少过度竞争,更要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如果始终尝不到成功的甜头,他们是快乐不起来的。哪怕平时没有一次考试,但学生每节课都听不懂,哪里来的现实快乐?考试本身并不会剥夺学生的快乐。少一点考试,少一点排名,少一点竞争,只是获得现实快乐的方法之一,甚至只是表面的方法。根本的途径还是帮助学生在学习中获得成功。

    来自教育部的数据显示,近年来中职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高于90%,自主创业比例和就业对口率均有不俗表现。

    事实上,自2003年第一批高校扩招后的学生毕业,此后十多年,大学生就业难就一直成为话题。2003年毕业生人数达到212万,2005年毕业生人数过300万,2006年超400万,2008年过500万,2009年超600万,2014年超700万,年年都是“史上最难就业季”,一年更比一年难。

    衡水中学只是超级中学的代名词。据北京大学黄晓婷博士对超级中学的定量研究,首先,名校在某省的招生名额是基本恒定的,超级中学不会给本地人民带来任何福利方面的改变,它改变的只是这些名额在不同高中的分布。有7个省份,超级中学占据了全省一半以上的名校录取名额;17个省份超级中学占有30%到50%的录取名额。某省超级中学数量越少,集中度越高,教育生态的失衡也越严重。研究结果支持超级中学会加剧城乡之间教育不公平的观点:数据显示来自一般中学学生中农村户籍的比例是超级中学的8倍左右。而且,超级中学学生的学业和一般中学差异不大。据对大学第一年GPA(绩点)的评价,超级中学学生平均为3.08,仅比一般中学学生高0.08分,优势十分微弱。所以,对于超级中学的办学神话,无需迷信,无需吹牛。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郭为禄说,教育不能“只见分不见人”,“唯分数论”就是用一个“总分”代替对学生方方面面的评价。虽然综合素质评价目前仅作为招生参考,却向学校和社会传递素质教育的明确导向。

    然而 ,“大综合”的难度是不能与语、数、外相比的 , 学生达不到。 于是 ,大综合定为只要学生学了 ,就应及格 ,及格就行—— 这正是会考的要求。 因此 , 无论设计者的主观意图是什么 ,这样做的结果 ,实际上仍然是用高考代替会考。“大综合”必考 ,“ 3+ 大综合+ 1”变成了“ 4+ 1” ; 高考科目不是少 ,而是更多了 , 除 9门必修课都考以外 ,政、史、地、理、化、生中有 1门要重复考加深一次。“大综合”如不计入总分 ,则等于不考; 若计入总分 ,就进入了高考竞争的规律之中 ,及格就行—— 是不可能的 ,这势必增加考生的负担。

    这时,孙碧英再次率先垂范,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为教师修改学案。每一个人、每一个学科的学案,她都亲自修改、指导。她原本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啥都教过,干起来也算得心应手。

    一个问题由此浮出水面:限制随迁子女通过中考进入普高的人数,其客观后果是——限制了异地高考的人数。根据广东异地高考政策,连续三年高中学籍、提供居住证即可在广东参加异地高考,这一要求看似较低。但如果先行限定普高招收随迁子女的比例,开放异地高考也可能让许多外来家庭空欢喜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