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什么不用花力气

2019年04月25日 13:32

字号 :T|T

    6月7日,《南方都市报》在其新闻客户端、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时发布《重磅!南都记者卧底替考组织此刻正在南昌参加高考》。该报道迅速“引爆”了舆论场,在微信朋友圈、微博广泛传播,受到@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媒体官微的关注与转发。

    三、如何引导孩子主动自觉

    提高标准

    加快教育改革,也是今年的重点计划之一,要巩固扩大学习北京十一学校试点。北京十一学校推行“分层分类选课走班”教学模式,去年黄冈确定了7所试点学校,包括黄冈中学、黄梅一中、麻城实验高中、启黄中学、黄梅晋梅中学、麻城思源学校、麻城华英学校;今年,所有县市实验中学都要推行试点,鼓励条件成熟的普通高中积极参与改革。

    在录检审核组,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蒋笃运说,河南是生源大省,要尽可能争取指标,让更多河南学子上好大学。省招办工作人员说,虽然国家在整体上招生计划有所压缩,但是在河南又增加了指标。比如,上海交大在河南录取200人左右,比去年公布的计划增加了130人左右。

    ⑷训练分三轮:完成针对性训练题,错题过关训练,二次过关训练及变式训练。

    慕课真有可能成为弥补教育资源的一个重要途径,现在它还比较零碎,比较碎片化,所以它没法真的构成常规课程教育的一种替代。但我想这需要一个过程。

    那种让孩子失去自信的教育,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将所有的孩子都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不承认孩子的个性差异,认为所有的孩子,经过刻苦训练,勤奋学习,都可以达到同一个水准。而且所学习的内容也完全一样。比如,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那种教育,就是所有的孩子都来死记硬背《四书》、《五经》,然后都去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如果记忆力好,就捷足先登,如果记忆力不好,就笨鸟先飞,总之,大家要去的地方都是同一个地方,只不过有些人是一年磨一剑,有些人要十年磨一剑,总之,剑是要一样的剑。这种完全抹杀学生个性差异的做法,就好比动物世界里所有的动物,都要比赛爬树,这个时候大象就死定了,必然是自卑的,猴子自然是充满自信,但是,遇到鸟类,也会充满自卑,因为再高的树枝,鸟瞬间就可以飞上去。孩子的学习也是这样,要论背诵,有的孩子记忆力惊人,有的孩子记忆力相当差,都比背诵经书,自然记忆力差的孩子肯定是要失败的,失败之后肯定是自卑的。中国的应试教育之所以可怕,就在于这种教育要制造90%以上的失败者,几乎要制造100%的人充满自卑。黑格尔曾经批评过中国的官场是人类最没有尊严的地方。即使是贵为宰相,在皇帝面前,说打屁股就打屁股,说杀死就杀死,说满门抄斩,就满门抄斩,照说皇帝应该是充满自信的吧?其实也不是。皇帝在当皇帝之前充满危险的变数,而且在父皇面前,也是一样的胆颤心惊,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性命不保,何来自信。即使当了皇帝,对众妃、太监、大臣,也是疑神疑鬼,一点也不自信。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下产生的教育与官场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不可能培养充满自信的人。

    今年,由于高校自主招生的简章迟迟未出,各个中学也暂时搁置了相关的辅导和培训。据北京二中一位高三学生反映,学校去年已针对性地开办了自主招生的数学辅导课,但是政策调整后,师生对这一课程的重视程度明显下降,“很多同学都已经不去上这课了。今年政策出来后,学校好像也不那么重视了,经常有事就会停课。上学期5个月左右,大概也就上了三四次课吧。”

    “提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班主任老师多由语文老师担任?”李山强调,“因为语文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的灌输、技法的传授,而是涉及修身养性、品德造就。我们看苏东坡的《赤壁赋》、蔡元培的美育,里面包含的情绪、品德的内容实在太深刻了。语文素养包含健全的人格、宽广的心胸、知足常乐、自强不息等等,甚至包括民族的文化慧命,而这些,才是最宝贵的,才是‘大语文’教育的使命。”

    我们要搞的不是文化移植,而是文化标识;移植的文化,如果不能适应本土,注定短命;文化具有传承性,标识性的文化,是土生土长优胜劣汰的结果,注定长寿。“五四”打倒孔家店,孔家店至今未倒;文革清四旧,如今四旧成风;央视倡导“家风”、“文字书写”,地方电视台诸如“中华好诗词”大赛等都旨在呼唤传统文化的回归。

    此次高考加分调整主要涉及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以下简称奥赛)和部分科技类竞赛、体育特长生两个项目。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建设工作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了长足进步,近年来的合格学校建设工作更是让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硬件建设达到了新高度,但是因为我国属于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与城市比较,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发展水平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要缩小二者的差距,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就是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招聘教师遇冷的根源所在,因为无论是工资待遇还是交通条件,农村与城市都不可同日而语。这势必影响应聘者对他们以后的居住、婚恋等方面的考虑,从而加深他们对农村教师岗位是“鸡肋”的感觉。

    2月5日,记者在山西大学音乐学院门口见到了艺考生宋小雨。她刚考完声乐专业课。当日,山西省2015年普通高考(课程)艺术类专业考试正在进行。全省报考艺术类的考生共有52960人,其中美术类 22369人,音乐类 7197人,舞蹈类4761人,播音与主持7874人,其他10759人。

    至于用什么试卷,老师们目前是处于猜的阶段。周瑛老师认为,广东最有可能用的是全国新课标一卷,因为新课标一卷主要是针对发达省份的。

    另外还要看到,高考加分作假对考生本人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正所谓被污染的土地上长不出茁壮的大树,太多的事实证明,那些依靠违规作假而考上大学的考生,并不会自觉地洗白,或者自动纠偏,从此以后堂堂正正做人,以己之正气,为社会和职场注入正能量。相反,作为整个事件的亲历者,由于尝到了违规或“潜规则”的甜头,看到走旁门的路子屡屡奏效,在未来的行事和处世方面,他们更容易、更习惯、更愿意继续遵循此类处事原则,将这种风气带入职场,自觉或不自觉地助长社会的不正之风。

    人民的教育意愿常是矛盾的。一方面,家长和教育者们几乎都是天然的人本主义者,关爱孩子,尊重儿童,应试教育下的学业负担过重曾被广为诟病,因应民心,“减负”成为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重点,小学生书包的重与轻、家庭作业时间的长与短、体育活动的多与少,成为评价一所学校好坏的显性指标。然而,学校减负了,校外培训机构笑了,因为他们的市场大了,生意多了。此“减”彼“增”意味着教育的育人与择人两大功能有了离奇的分离:过去,学校既培育亦筛选,只要在学校里学得好,就能考上好学校。然而在今天,筛选形式上由学校来完成,筛选的实质内容已由校外教育机构去培训。精英学校的学额是有限且高竞争的,于是,竞争移步于校园之外,在课余、在周末,在一个个培训班、补习班的辗转中,在奥数、英语、书法、钢琴、黑管等各种考或不考的技艺与特长的培训中。

    △延伸阅读:

    那么,各地体育中考的评分标准是否也以上述“国家标准”为参考依据呢?

    这就是亚当·斯密所深刻揭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每个人都试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 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进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个人的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达到另一个目 标,而这个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个人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

    学校又不是监牢,怎么不让进

    民国三十八年,河北固安小学校的毕业照蔡洋是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的90后,13岁辍学,接受过义务教育的他,能看报识字上网。2012年9月,蔡洋用一把U型铁锁,将西安车主李建利的脑袋砸出了一个V字型的洞。直到警察登门前,蔡洋依然觉得自己并没有犯罪。蔡洋告诉他的妈妈:“网上对我一半支持一半反对”,“我是爱国,抵制日货”,不会有大事情。

    首先应该知道,见义勇为等优秀的道德品质正在流失,我们需要它们,因此就应该对相应的行为给予鼓励。而对于学生来说,最大的鼓励莫过于高考加分。

    王旭明:这是我长期以来主张的一个教学理念。白话文的历史也就一百多年,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一百年的发展和几千年的文明相比,我们更多的应该是继承。我坚信再过一百年,庄子、论语、四书五经仍会放射出它们应有的光芒。

    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升学评价体系中,即便学校推出众多课程,学生能坚持选择一些与高考“无关”的课程吗?此前进行的高中课程改革,把课程分为必修课、选修课体系,设想很不错,但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却走调变形。鉴于学生实际面临的升学压力,有一些高中根本不开设选修课,把选修课的时间用来学习高考核心科目的内容,甚至不是高考核心科目的选修课也被边缘;那些开设选修课的高中,选修课也大多集中在低年级阶段,而进入高三,则将全部精力投入高考考试科目的复习。

    《马说》开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笔者是语文教师,现在想阐明这个问题,当然要拿语文说话。

    据了解内情的人说,现在高考命题基本是大学教师“独当一面”,只是象征性邀请一些中学老师。大部分一线教师只有看题做题的份,根本没有什么“话语权”。这直接造成了高考命题与中学教学脱节、与社会生活脱离。如果自认为高考是大学选拔性考试,就可以不给中学老师“话语权”,笔者总感觉这是行业内的一种隐形歧视,长此以往对基础教育绝对不利;因为大学选拔的对象毕竟都是中学的教育对象。平等合作,共同命题,其结果才能相得益彰。

    这种对政策失灵的担心不乏道理,在目前的教育管理语境中,“权力择校”恐难以避免,而学校也难拒绝上级部门布置来的“条子生”。而在此疑虑下,送孩子继续上特长班,自然也成了不得已的法子。

    《意见》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内容分为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五个方面,明确了每个方面的考察重点,要求高中学校要基于学生发展的年龄特征,结合当地教育教学实际,科学确定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具体内容和要求。

    人的塑造需要一大批一流教师。教师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人的塑造是教师的第一要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师要用心灵去塑造灵魂,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塑造生命。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

    在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对中学教学有较深的理解。九十年代初,我发表了一篇题为《还我琅琅书声》的文章,文中写了一首打油诗,说“学生不读书,教师在演戏;悠悠十二载,腹中空如洗。”当时我根据自己的体会对中学教学进行了反思,并且在自己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了一些改良。造成了一点社会反响。《中国青年报》冰点新闻以整版篇幅称我为“中国语文教学的叛徒”。杨澜采访我时,问我,这几十年来你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我说最得意的是:一,我这一辈子能做个教师;二,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被评到过先进。我的简历大致如此。

  2014年7月中旬,一位从浙江远道来石家庄参加王旭明同志召集的“真语文”课堂大赛的语文特级教师,在活动结束后专门绕道北京见我。谈到这次远行,有机会亲自领教王旭明的“真语文”,他有点激愤,也有些感慨。此前我约略听说过“真语文”,也有意拜读王旭明的博客,但是至今没有搞清楚“真语文”究竟是啥观点。既然这位仁兄与王旭明近距离接触,亲口吃到了李子,一定会让我茅塞顿开。我请他一句话概述“真语文”,他挠头半天,说:大概就是让语文重新回到工具性上来,放弃人文性。所谓回归本真,就是不希望语文承载思想、情感、道德教化等等人文性的东西。有一篇网文,说王旭明说他“是一个捍卫常识的人”,一个把语文带回正确道路上的人。王旭明反观现在全国的语文教育,石破天惊,说语文教育已经步入歧途,积重难返,几十年来,千千万万的中小学语文教师在用错误的方法教授错误的语文,贻害了万万千千的中国少年……

    从数字可以看出,高考命题对农村考生是否公平这一话题,很容易刺痛人们的神经。

    原本河北的分数线就不低,衡中的高考传奇更让分数线位列全国前三,北大、清华等重点名校都是按省份分指标的,对其他被掐了尖的学校来说,剩下寥寥无几的名额只能是打打牙祭,很多县、市、区多年没有一人能考上全国重点名校就是证明。

    虽然统一高考不分科,但学业水平考试是分科的。这便于高校招生时,能够通过参考学生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了解学生的特长、学科性向。这要求我们一定要转变一个观念,即高考招生不能光看高考成绩,而应把各种考查结合起来,这样的考查也能更科学。

    北京、上海、安徽、内蒙古等地于2000年推出春季高考改革,后来只剩上海一地继续坚持。此前由于只面向往届高中毕业生,且只有少数本科院校参加招生,报考人数逐年减少。笔者一直建议,春季高考应面向应届高中毕业生开放,同时所有本科院校都参加招生,才能提高其吸引力,给学生提供“多次考试、多次录取”的机会。这也正是高考改革的核心价值所在。 

    今天,我们的小学生从一两年级开始就在搞分析。一种理解,一种声音,一个标准答案。有一次我听一位浙江的特级教师上《邱少云》,课上这位老师着重分析了文章中三次出现“纹丝不动”。通过不断提问,比较,说明这个词用得怎么好。分析得头头是道,用了整整二十分钟时间。但我要问:人在被火烧时,真的会“纹丝不动”吗?这样的分析有什么作用!就是这样大量的分析、启发,所谓热热闹闹的课堂,占去了小学生的大好时光。小学生是记忆力最强的时期,是最应该积累的时期,不去接触的东西,不去记一些一辈子受用的东西,去搞假大空的分析,这就是基础教育的现状。

    根源在于当前的功利化办学。一方面,在学校办学者看来,出台严格管束学生的措施,就是遭到舆论质疑,对学校来说也是“利大于弊”,学校更加方便管理学生不说,也可向家长交代——如此管理是为了让学生一心学习,相比允许学生在校园里自由活动,学校要操的心少得多。

    这一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分配方式还不完善。目前指标分配的主要依据是初中学校毕业生人数,还有的是根据初中学校的综合情况进行分配,包括毕业生人数、办学水平、素质教育实施状况,往年升入高中的学生数量等。如果单纯依据初中学校毕业生人数分配指标,对于那些办学规模小、办学水平高的学校显得不够公平;二是录取方式存在一些矛盾和困惑。如果设定录取分数的底限要求,很多学校由于达到分数要求的学生数量不足而造成指标浪费,使得分配生政策难以按计划完成,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如果不设录取分数的底限要求,只要获得分配生指标,就能够获得进入优质高中的机会,造成学生之间入学成绩差异巨大,给高中学校的教育教学造成一定困难。 

    据1952年底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四大区的不完全统计,共有干部子女小学42所,学生13084人,教职员工2975人。由于它只对本系统的干部子女开放,具有明显的特权色彩,引致普通市民的不满。它引起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警惕。1952年6月,毛泽东批示:“干部子弟,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从1955年起,取消各地干部子弟学校。虽然干部子弟学校被取消,由于贯彻阶级路线,这一阶层的特殊利益事实上仍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在大城市,干部子女集中在那些办学条件好、教学质量高的重点学校。在北京,它们成为“文革”之初“红卫兵”运动的策源地,成为“西纠”、“联动”等“红色恐怖”活动的重灾区。

    将改革付诸实施,需要对可能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预判,学校的教学管理和师资配备、教师的教学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也要做出相应调整和改变,这是确保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

    中国高考已成为欧洲研究中国的窗口。德国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网站6日刊发题为“高考2015年:中国的考试地狱——在改革与传统之间重新思考的第一个迹象”的调研文章,其中提到的“传统”之处有:高考仍遭到部分人诟病;学生和家长抱怨压力大;来自贫困地区,特别是农村学生仍处弱势;大城市的学生更容易获得就读一流大学的机会;而取得顶尖大学“入场券”的学生毕业时进入公务员(课程)行列或大企业的机会多。“改革”之处有:改革的既定目标是减少学生压力,以及更加公平;中国教育系统重新思考试点方案,包括英语(课程)等科目比重的重新设置;高考表现欠佳的学生也有了更多选择,如进入职业高等院校,或私立及国际院校。

    谢谢主持人把最后这个机会给了我们中国教育电视台,我也感到非常亲切,因为我们国家级的电视台,除了央视之外,就是中国教育电视台。[16:24]

    二、搭配错误:

    高考作为我国当代一项独具特色的教育考试制度,因其科学、公平、高效、权威等特点,至今拥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和公信力。而统一命题可以保证获得高质量的考试题目,并且可实施规范统一的考务管理,从而有助于保证高考的高效性和权威性。

    教育部同时要求,要将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所有科目成绩提供给招生高校使用。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根据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给学生排队。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教师重要,就在于教师的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繁荣、民族振兴、教育发展,需要我们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需要涌现一大批好老师。

    抛开考试困扰,我觉得做语文老师真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这份职业就是和孩子一起读书的事业。

    四类考生可以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