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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4月25日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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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邓院长要我给大学生讲讲基础教育问题后,我就追问自己,给大学生讲的理由是什么?也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讲座?然后再是讲什么,怎么讲?我终于想出了三条理由:

  在目前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和以地方财政为主保障教育资源的背景下,各地的“开放”仍然极其有限,最终可能演变成一面开放高考机会,一面从义务教育结束后即开始实施限制。

    某些政府官员为了谋求文化政绩,不是把精力扎扎实实地放在造福百姓、服务人民的文化建设上,而是大搞面子工程,尤其喜爱在各类文艺晚会、节庆会演、文艺评奖、文化场馆建设上下功夫。为了博取眼球、制造影响、取悦上级,这些活动往往不惜成本、场面宏大、极尽铺张奢华之能事。一些地方借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东风”,大举兴建豪华的文化广场、图书馆、音乐厅,结果充了面子,亏了里子,不能因地制宜,物尽其用。一些文化馆、文化站费尽人力物力排演剧目,一不为市场演出,二不为服务百姓,只为评奖得奖,换取文化政绩和财政拨款。如此的以文化为噱头的面子工程,实质是形式主义的“虚假文化”。

    这次《指导意见》也提到,要进一步完善自主招生政策,给予有条件的学校一定数量的自主招生名额。这方面改革推进的深入程度,将直接影响综合素质评价推进的深度。

    [袁贵仁]:

    作为一名合格的幼儿教师,不止是具备教师资格证那么简单。心理学、教育学的专业知识储备也是必须的,道德更是为人师表的根本。

    除电影外,一些餐馆名称的谐音使用,早已不是新鲜事:“锅色天香”“筷乐家园”……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奕表示,此次中考改革,表面上是考试科目和分值上的变化,本质上却是一场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层次变革——由“取长补短”变为“扬长避短”,变寻找“适合教育的学生”为寻找“适合学生的教育”,而这正是“以人为本”的教育原则的最直接体现。

    有个细节令人五味杂陈。不少学生都是抱着对南科大教育改革理念的认同,才进入该校深造的,但有学生对记者表示,希望新校长能保持该校现有的教学模式和改革方向,“一定程度上,也要有些政治地位。”如果说期望中的前半部分是南科大学子最朴素也最真诚的热望,也是新校长不容推卸的责任,那么为何还希望他“也要有些政治地位”呢?基于现实体验,上述期望的后半部分不外乎几种可能:新校长“有些政治地位”,学生们与有荣焉;新校长政治地位高一些,更有话语权,更便于为南科大谋利益。特别是在官本位思想仍颇有市场的现实中,校长政治地位高一些,名气响一些,社会影响大一些,确实好办事,无论于私于公。

    为全民阅读注入强大动力

    对于我国基础教育来说,两大问题最关键。一是升学评价制度单一,用单一的分数标准选拔学生。二是学校没有自由办学空间,无法自主办学。在分数评价体系不变的情况下,很多人建议政府强化规范办学来遏制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倾向,可这却导致教育行政化更为严重,政府的政策对一校生存、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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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创新能力考查在理科试题中要更充分地体现出来。试题可以以社会关注的问题、与生活实践联系紧密的学科前沿问题为背景和切入点,比如核能的利用及存在的风险、电池技术的改进和瓶颈、转基因的利与弊、化学与食品安全等,通过设计考查创新能力的试题,引导学生热爱科学、勇于探究、追求真理、积极实践,关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思考科学进步如何造福人类。

    那哪些作家喜用新词呢?胡适在1917年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最早使用“讲坛”;著名翻译家傅雷1934年在《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中首用“健美”一词;至于“家政”,冰心1919年在《两个家庭》中便以“又看见那凌乱无章的家政”来指代家庭事务管理;“二把手”一词,则是王蒙在1956年发表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最早使用。

    2014年5月——2014年6月,完善高效课堂,公示阶段性成果。

    第八招,用“原依赖”和孩子建立互信。

    年初,教育部对触及社会公平正义,却最难治愈的顽疾——择校痛下“狠手”。不同以往的是,在颁布了操作性强的新政的同时,教育部重点紧盯19个大中城市,一个个督办,条子生,共建生,全部被挡了下来。在北京一个政府机关工作的家长感慨地说:没有料到这次是来真的了。对于有些人是风声鹤唳,但对于很多人,却如沐春风。北京这个择校的重灾区,2014年就近入学率超过了90%,前所未有!

    我们每个人都是用母语思考的。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和他的母语的程度有很大关系。一个中国人除非生长在外国,从小就学那一国文字,自然就以那一国的文字为母语,如果那是英语,那么他的文化水平和他的英语水平有很大关系。

    第九招,家长不要在孩子面前互相责备。

    河北省某高校内部人士称,之前学校没能入选“211”,“双一流”对学校建设是很大的鼓励。“各校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有利于调动学校积极性。”其介绍,河北文件刚下发,学校已入选“双一流”建设的行列。据了解,目前河北有4所双一流学校及一批一流学科,资助经费数目也基本确定。

    2010年,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发布,“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成为高考改革的三大关键点,高考改革正式进入“窗口期”。

    在这样的背景下,将高职院校的考试招生与普通高校相对分开,既有利于适应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选拔和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同时也有利于一部分学生尽早地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减轻高考的备考负担。关于这项改革,近些年已经有一些省市开展了改革试点,在试点基础上要加大改革的推进力度。

    “小升初”新政出台,却难给“补习风”降温,在我看来,这并非意外。要让孩子免于上特长班之折腾,仅靠一纸《意见》,显然还不够。

    生活苦不苦,其实是一个十分主观性的命题,这主要取决于是否是当事人的选择。如果是他的选择,或许就不苦。如果不是,别人看着再美好,当事人或许也会觉得很苦。比如说,那些网瘾少年,能够好几天不洗澡、不睡觉。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很苦,但是他们却觉得很高兴。

    2015年底,涿鹿县教科局班子成员召开民主生活会。会上7名班子成员,有4人对郝金伦提出了批评。“主要就是批评他性子太急,太想出成绩。他在会上也表示接受。”该局一副局长说。

    以职称改革激活人才资源

    必须区别,对教育制度、办学模式的批评与对学生升学的理解尊重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在超级中学、县中和每一所普通高中,高中生的刻苦努力和他们的生存状态都是令人高度同情的。但是,我们又不应美化这种严酷的应试竞争,视为理所当然,甚至与美国私立高中相提并论。须知,在美国激烈的学业竞争只发生在意欲上常青藤高校的较小群体,他们学习的主要是大学先修课程和预科如AP课程、IB课程之类,而不是我们用整整一年时间进行的戕害智力的“刷题”训练。他们的学业压力很大、睡眠时间也很少;但是,绝不会有“自习课不能喝水,不能与同桌讲话,不能退步,不能生病,不能顶撞,不能心情不好,不能慢,不能大声笑,不能往教室后门看,不能走神,不能咬笔,不能总跑厕所,短裤和裙子不能高过膝盖……”之类的清规戒律。总之,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可比性。我们需要正视应试教育的严重问题,从而坚定高考改革和教育改革的方向。

    而在马知恩看来,“培训的效果最后要通过教学投入、教学效果来体现”。长期以来,评价指标容易解决“干多干少不一样”的问题,却难以解决“干好干坏不一样”的问题。仅计算教师参加培训、研讨会的数量固然是一种指标,但也可能做得很形式。因此,教师的教学效果是最好的体现。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处在监管的灰色地带,既是学校又是企业,又不是学校、企业(注册为企业之后,还要注册为学校,才能招生办学,虽然是学校,这些机构却不是事业单位),既属教育监管又属工商监管,结果都不监管,导致民办教育培训业颇多乱象。目前,关于“自由教师”还算不算教师的问题,也与此有密切关系。 

    只有教育教学实践,只有教育改革的持续推进,才能为好老师锻炼成长提供宽阔的平台,才能培养出打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之队”的筑梦人。教师是中国教育的“脊梁”,没有好教师当“引路人”,就无从培养出更多更好能够满足党、国家、人民、时代需要的人才。

    只有提高质量才能巩固普及成果。我国虽然已经为所有少年儿童提供了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机会,但是,能上学不等于都上学,还有部分地区存在学生辍学现象,有的地区九年义务教育的完成率还不高。经过调查,其中只有极少数是因为家境或者疾病的原因而辍学,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家长和学生认为学校教育质量不高,学了没有用,不如早点回家干活或进城务工。因此,全面普及义务教育成果来之不易,如果不努力提高质量,就难以真正巩固。

    在一个孩子的精神发育和心灵成长中,语文扮演着保姆和导师的角色,它不仅教授语言和逻辑,还传递价值观和信仰,一个孩子对世界的认知和审美,其人格和心性的塑造,其内心浪漫和诗意的诞生……这些任务,一直是由一门叫“语文”的课来默默承担的。

    凤凰网:关于爱国教育,现在中小学是怎样开展的?

    据新京报记者了解,在今年3月,有关部门已至少两次召集相关代表,就考试招生改革方案征求意见。

    要知道,没有现代大学制度,就很难有世界一流大学。

    再其次,解决了教师退出的规范性问题。该《办法》中要求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和直属学校依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签订《聘用合同书》时,将《办法》中的退出制度纳入合同条款,实行“合同退出机制”,使得教师退出教学岗位更为规范,降低了争议处理的诉讼风险。今后,该制度还应进一步纳入国家法律体系,使教师退出做到有法可依。

    “明星涉毒影响非常坏,由于明星群体属公众人物,他们对社会有示范效应。特别是他们的粉丝和青少年群体容易产生模仿效应。”李宪辉说。

    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透露,他在听取社会各界对起草中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时,不仅是文化界、出版界人士,就连经济界和企业家都向他提出要支持全民阅读活动,建议报告要加上“全民阅读”的字样,李克强总理希望全民阅读能够形成一种氛围,无处不在,并明确说明年还会继续把“全民阅读”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与这场考试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当年的高考北京卷作文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郭为禄说,教育不能“只见分不见人”,“唯分数论”就是用一个“总分”代替对学生方方面面的评价。虽然综合素质评价目前仅作为招生参考,却向学校和社会传递素质教育的明确导向。  

  日前有网友爆料,“云南景谷县一中3名高中学生用纸碗和塑料袋提饭到教室,学校决定将3人开除学籍,并降为借读生留校察看半年,其中2人的补助金也被撤销。”景谷一中负责人证实确有此事。

    这样的语文选择题为什么还不从高考试题中剔除出去啊?就象中考一样,考一下阅读和作文,如果能改革彻底的话,就只考一篇作文,那也完全能够考出学生真实的语文水平。

    卢梭曾说过,人的教育应该来自三个方面:自然、人、事物。这三种不同的教育是一致的,学生就会达到他的目标而生活得有意义,这样的学生才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印度智者克里希那穆提亦指出,面对真相、事实、现在,应成为教育的核心内容。

    这次改革加大了3方面的力度:一是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深入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及时公开相关信息,全程接受考生、学校和社会的监督;二是加大制度保障力度,强化教育考试安全管理制度建设,健全诚信制度和教育考试招生法律法规;三是加大违规查处力度,对考试招生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公开一起,严格追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责任。

    互联网为教育带来先进的技术支撑工具,但技术的现代化,并不就是教育的现代化。毋庸置疑,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国大中小学的教学设施逐渐电子化,这为教师提供了更好的教学装备,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少学校,先进的教学设施成为摆设,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另外,教师的教学方式,也基本上停留在灌输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技术只是为灌输教育提供新的手段而已。

    除了耗资巨大、规模宏大、规划庞大之外,文化政绩工程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花百姓的钱,露当官的脸。积累文化资本,制造文化政绩,已成某些地方官员的“成功之道”。对他们来说,花多少钱、有没有用,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能否达指标、挣面子、产生轰动效果。于是他们做起事来,气魄常常很大,一个普通的庆典,一场常规的歌舞晚会,或者仅仅只是一台电视节目,动辄就要花掉上千万元。

    再比如,“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分类招考或注册入学”,当前全国有2000多所高等院校,每个学校的培养目标、教育理念、办学传统、教学特点都不相同,而高考是“全国一张卷”,同一份试卷既考研究型大学的精英,又考准备接受职业教育的劳动者,这就使层次和类型各异的高校无法根据自身特点和需求来选拔各自所需要的人才。施行分类考试,就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普通本科院校和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高专院校,按照层次和类型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考试模式。高水平大学联考可以为高端院校选拔出在学术研究方面最具潜力的学生,高职高专院校则应当逐步由各省根据地域经济发展状况和产业发展规划,自主决定招生规模和专业设置,以更好地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中国人在传统上习惯把官员叫做“父母官”。“父母官”的缘起于上古时代的“贤人政治”,做官的人,要做人民之“父母”,要做社会之表率。但是,当今社会强调的是技术官僚和专家治国,并辅以“民之公仆”及“为人民服务”。

    “培训让我反思了自己37年的工作,要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就得改变一些传统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我们面对的是乡村孩子,必须对他们的未来负责。”这是广东韶关市部分乡村教师培训后的所思所想。

    “有时候,家长比孩子还要紧张,时常被孩子的一个情绪牵动。”为了缓解心理压力,吕澎打电话到电台的“备考热线”寻求帮助。后来,她听说这样的“备考热线”,九成都是焦虑家长打来的求助电话。